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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中國嘉德2020秋拍丨董其昌書《吳來儀公墓志銘》考

　　董其昌 《吳來義公墓志銘》

　　手卷 水墨紙本

　　引首：32×120 cm.約3.5平尺

　　字：32×963 cm.約27.7平尺

　　跋：36×66 cm.約2.1平尺

　　說明：是卷曾經(jīng)清末民初學者馬其昶（1855-1930）及近代書法家、篆刻家、金石收藏家張祖翼（1849-1917）鑒藏。

　　馬其昶，字通伯，晚號抱潤翁，安徽桐城人。出身書香世家，幼承家學，并問業(yè)于吳汝綸。后又師事張裕釗。《桐城耆舊傳》卷四有《吳司馬廷尉傳》，對吳用先的履歷有較為詳細的記載。通伯藏有此卷后，又延請譚宗浚、于蔭霖、吳汝綸、劉澤源等賞鑒并觀跋。

　　此卷是明代董其昌應同僚吳用先所請，為其父親吳來儀所書墓志銘（以下簡稱《墓志銘》）。查崇禎三年（1630）刻《容臺文集》，此《墓志銘》收于卷八。上海圖書館藏明末清初刻二十卷本《容臺文集》則移至卷九。收入文集時，對此《墓志銘》進行了修改和刪減，造成很多信息缺失。本文即加以詳細分析。

　　一、《吳應道墓志銘》的創(chuàng)作背景

　　吳用先（1558—1626），字體中，一字本如，號余庵，安徽桐城人。萬歷二十年(1592)進士，比董其昌晚一科。二人相識的最早時間，暫未發(fā)現(xiàn)其他文獻資料記載。此《墓志銘》文首直說“在昔戊子之歲，其昌與今少司馬吳公同肄學北雍也”，則二人相識至少早在萬歷十六年（1588）在國子監(jiān)時。

《容臺集》（卷八·墓志銘）中《封少司馬吳來儀公墓志銘》書影

　　明代非常重視國子監(jiān)，作為選材之所。國子監(jiān)的來源有多種，除了地方推薦、恩蔭、捐例，還有一種就是會試落第的舉人，翰林院可以錄用其優(yōu)異者進入國子監(jiān)學習，以待下一屆科考。因為董其昌在萬歷十七年（1587）中進士，之前則數(shù)次落第。加上王錫爵對他的賞識，他應該是在國子監(jiān)就學的，這一點往常鮮為人知。因吳用先生平資料不詳，據(jù)此《墓志銘》亦可知其曾入國子監(jiān)。

　　吳用先少孤，由其祖父撫養(yǎng)成人。根據(jù)此卷《墓志銘》，其父吳應道卒時，吳用先才九歲，即嘉靖四十五年（1566）左右。吳用先成年后，對祖父孝養(yǎng)備至，并與吳應賓（方以智外祖父）同修宗祠、置義田。此《墓志銘》董其昌就是從與吳用先互相詢問雙方父母的狀況開頭的。

　　吳用先的母親方氏，是著名的桐城方氏家族的女性。吳應道死時，方氏三十歲左右，她卒于萬歷十三年（1585）乙酉，卒年五十歲。因此董其昌說自己和吳用先“皆抱風木恨矣”。

　　董、吳二人中進士后，董其昌因為朝廷政治變動因素，大部分時間都賦閑在家，時出時隱，“浮湛宦路三十年”。而吳用先的仕宦經(jīng)歷，所謂“敭歷中外，仗中丞之節(jié)”，取得了相當大的政績。

　　在此《墓志銘》中，董其昌稱呼吳用先為“司馬”。明代王在晉《三朝遼事實錄》卷十三就提到“吳用先以侍郎總督薊遼”。不過，吳應道第一次得贈中憲大夫、四川廵撫都御史，是在“平播之役”后吳用先奏最所得。“奏最”就是考績列為優(yōu)等，以此向朝廷上報。吳應道第二次得贈是在吳用先請告家居八年之后?！捌鸺壹{言”，就是吳用先起為侍郎之后，據(jù)后文乃“兵部右侍郎，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”。“納言”本是尚書等近臣所用幘巾，有居高位而廣納群言、廣征賢論之義，因此被用于代指皇帝的近臣。而董其昌說自己“而余亦承乏春卿，徼恩貤贈，追隨司馬，以酬昔愿于萬一”。春卿，即禮部尚書；承乏，是暫任某職的謙稱。

　　董其昌于天啟五年（1625）拜南京禮部尚書，因黨禍酷烈，逾年即辭歸。所以，吳應道第二次得到貤贈應該是差不多在此年之前，其妻子方氏也從“恭人”升為“淑人”。而且，吳用先仍然覺得父母養(yǎng)育子女的無窮無盡的恩德無以為報，便“從塞上授簡其昌，志贈公墓中之石”。塞上，是指薊遼邊關。雖然此《墓志銘》沒有確切年款，綜合以上信息可知，應當書于天啟五年（1625）左右。

　　二、吳應道生平

　　根據(jù)《墓志銘》可知，吳應道，字自明，別號來儀居士。所以《容臺文集》收入此文時命名為《封少司馬吳來儀公墓銘》。吳應道自幼聰穎過人，但是其父憐愛他，生怕他過于勤奮而過于疲勞。雖然他從師學習，但不太讓他去私塾，每年大約就去三個月左右。直到二十歲弱冠之年，他體悟到“學殖易落，韶年不再”，開始發(fā)奮學習，精于誦讀，嫻于帖括（科舉應試文章）。之后吳應道在宣城參加考試。

　　但不幸的是，吳應道就在應考期間染上重疾，回到桐城后很快就去世了，葬于麻溪路莊之陽。董其昌在描述吳應道臨終前的場景上頗著筆墨。吳應道囑托夫人方氏照顧父母，尤其是對時年九歲的吳用先期望很高。其后，方氏守貞向佛，撫養(yǎng)幼子，終于將吳用先、吳用衡兄弟培養(yǎng)成才。

　　董其昌用了幾個事例對吳應道的人物形象進行了充分刻畫。一是借吳用先的轉述，他因年幼喪父，父親的形貌都已模糊，是其母方夫人為他描述“儀容修偉，神情高邁”的父親形象。方氏還特別提到結婚那天，“奩具甚盛”，但吳應道卻“目不一瞬”，這個細節(jié)提示了吳應道不為財物所動。整理吳應道的遺作時，發(fā)現(xiàn)“裝潢緗帙，整潔莊嚴，朱墨分讎，魯魚咸辨，是元凱傳注之癖也”。非常整潔有條理，而且?？眹乐敽侠?，就好像魏晉時人杜預（字元凱）注解《左傳》那樣。吳應道志趣高尚的形象呼之欲出。

　　二是說到吳應道在其父生病時，“吁天請代，醫(yī)禱服勞，裾不解帶，既瘥而后即安”。祈禱上蒼用自己替代父親的疾病，請醫(yī)生看病照料，甚至夜間都和衣而眠，直到父親病愈。

　　三是讀到吳應道的遺文中有“所憂非憂貧，斯憂其可休。處處凌九霄，行行戒深溝”的詩句。不過，董其昌認為這詩句是西晉張華所作《勵志詩》，其實是明代陳獻章《贈李世卿六首·其三》的內容。詩句反映了吳應道的人生態(tài)度和志向，是其言語的表達。

　　這三個方面，分別是立行、立德、立言，所以董其昌哀嘆吳應道生不假年，天妒英才，英年早逝而來不及完成“三不朽”之事（立德、立功、立言）。但是他認為，上述三個方面的事例，就像“嘗一臠而知全鼎，窺片羽而知九苞”，足以“傳神寫照”，能看出吳應道如果得享長壽，必然能成就不朽的事業(yè)。

　　《墓志銘》還交代了吳應道夫人方氏、其子孫的婚配姻婭。吳應道與方氏生二子，長即吳用先，次子吳用衡。吳用先娶太學生唐檄之女，唐氏也屢贈淑人。吳用衡鴻是臚寺序班，娶方學易之女。其孫輩共有九人，孫子七人，孫女二人。吳用先有三個兒子：“日昶，文華殿中書舍人，娶禮部侍郎何如寵之女；日暠，恩生，娶光祿寺卿盛世承長男孝廉盛可藩之女；日旻，娶戶部主事韓國藩之女?！币粋€女兒“適僉都御史左光斗第四子”。吳用衡有四個兒子：“日旦，福建建安縣縣丞，娶方氏；日昇，邑庠生，娶孫氏；日晟，太學生，娶唐氏；日昺，太學生，娶方氏?！币粋€女兒“適邑庠生金日鏡”。

　　三、《吳應道墓志銘》的撰寫與書寫

　　董其昌寫墓志銘的風格帶有很強的明代小品文趣味，因此突破了傳統(tǒng)墓志銘的固定形式。傳統(tǒng)的墓志銘最重要的內容就是要敘述逝者的仕宦經(jīng)歷，這是“三不朽”中“立功”的體現(xiàn)。但對一般士紳而言，沒有仕宦經(jīng)歷，這部分是缺失的，所以董其昌就做相應的調整，盡量從自己與逝者及其家人的交往入手，盡力贊揚逝者的人生。

　　此《墓志銘》就屬于這種情況。因為吳應道英年早逝，沒有取得“立功”的不朽，但是他的兒子、孫子都比較發(fā)達，尤其是吳用先身居朝廷重位，所以董其昌全篇都緊扣自己與吳用先的交往。尤其是通過吳用先的轉述，選擇了吳應道生平幾個事例，來營造他“三不朽”的形象?？墒牵瑓菓赖摹傲⒐Α碑吘共怀闪?，董其昌便以“立行”來替代言之。

　　在崇禎三年刻《容臺文集》中，對這篇墓志銘做了較大的刪減和修改。其中刪減最明顯的，首先就是吳用先轉述的方夫人對吳應道“立行”的描述。而將“追其遺事”改為“追其遺行”。孝敬太公的“立德”孝行，也兼有了“立行”的成分。但是后文仍然提到“三不朽”未改，這就造成了行文的突兀感。

　　另外一處較大的刪減，是將整段的有關吳應道生卒時間、子孫姻婭悉數(shù)削去。簡述吳應道生平幾個事例后，從“若司馬公之傳神寫照，亦何止顴上三毛而已”這一句緊接“銘曰”，因而全文形成了缺失片段的不完整感。這一處刪減或許是有深層次的原因的。

　　吳用先在天啟五年（1625）左右請董其昌為吳應道作此《墓志銘》，正是魏忠賢黨羽正肆虐的時候。雖然當時吳用先還在官位上，但在左光斗遇難后便憤而辭歸，并于次年（1526）病卒于家。天啟七年（1627）八月，天啟帝駕崩。在眾臣參劾下，這年十一月崇禎帝即將魏忠賢發(fā)往鳳陽，隨后又命錦衣衛(wèi)前去逮捕，押回北京審判。魏忠賢畏罪自殺，客氏也被鞭死于浣衣局，魏氏黨羽也逐步得到相應懲處。

　　崇禎二年（1629）二月，崇禎帝命大學士韓爌等人審定逆案，這才將魏忠賢的主要黨羽逐出，東林黨人又得以進用。但是，魏黨殘余仍然在朝，政局搖擺不定。與逆案有關的人圖謀報復。其后溫體仁、薛國觀等人相繼執(zhí)政，暗中排擠正人，準備翻逆案。這個時期復雜的政局與《容臺集》的編纂正好同期，政治趨向還不明朗。《吳應道墓志銘》牽涉到左光斗，還相當敏感。因此，刪除家庭姻婭既可以免去不必要的麻煩，另外對吳、左兩家也不會過多暴露詳細家庭成員情況。

　　董其昌對舊稿的刪改，符合編纂文集的慣例，也和董其昌不留底稿的習慣有關。浩繁的《容臺集》應該不會完全沒有底稿，但大多數(shù)應該是向親朋好友們抄錄搜集回來的。對這樣的稿子，校對和修改是必然的。崇禎初年刻板付印，其搜集編纂工作必然提前幾年。因此，考慮到同時期的政治狀況，就不難理解《吳應道墓志銘》的刪改情況了。

　　此《墓志銘》是董其昌七十一歲左右的書法作品，主要出入二王法度，比較類似《圣教序》的風格，又帶一點李邕書法特點。字體端莊雍容，氣息清雅雋秀。董其昌年輕時書法從顏體入手，其后于晉、唐、宋、元各大家無所不窺，四十歲前便自負不將祝枝山、文徵明置于眼角。七十歲左右，正是他書法的成熟期，精熟于二王法度，又旁收其他各大家的特色。這個時期，他的書法筆法嚴謹雋雅，用墨也清新潤澤，章法布局比較疏朗。因此風格飄逸高華，尚不具七十五歲以后的那種蕭散飄逸并老態(tài)蜷縮之狀。

　　因此，《吳應道墓志銘》保留了珍貴的歷史信息，加上書法精美，絕非應酬之作?？紤]到墓志銘系給逝者所寫的文章，按理是不太會當做文學內容來書法創(chuàng)作的，大多都是交付給逝者家人的應用之作。因此，存世墓志銘的書寫，一般就是草稿和正稿。若是正稿有所涂改，那是不太嚴謹?shù)模潜容^倉促，或者必須寫在對方提供的絹紙材料上，不得已涂改。等到正式刻制墓志銘再由刻工采用改定稿。如《行書鄭公墓志銘冊》，董氏仍有圈改涂乙，應該不能算標準的正稿。而《吳應道墓志銘》書寫格式嚴謹，絲毫無誤，顯然不是初稿，應該就是當年寫給吳應道的正稿。

劉澤源題引首

譚宗敬、于蔭霖、吳汝綸等題跋